“我们小时候，XX古建随便进，XX文物随便摸，现在都拦着不让进了，看得真没意思。”如今社交媒体上，能看到不少关于古建筑游览受限的抱怨。近年来，“文博热”持续升温，去古建筑、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人多了，甜蜜的烦恼也来了。游客的吐槽、质疑逐渐增多：到门口发现没预约不能进；预约难，“逛个博物馆堪比抢火车票”；人挤人，文物看不到，“不知道是看人还是看文物”；想看的文物不是在“出差”就是在修缮，要么就是围着铁栏杆；花了钱又费了精力，最后走马观花，转头就忘……
怎么以前老一辈人能进的古建筑、能摸的文物，现在围上了栏杆？买票还得限流？有没有办法，让我们能不用顶着风吹日晒、挤在“人从众”的队伍里，就能一饱眼福？
节假日，避不开的限流
一到节假日，“临时闭园公告”“临时限流措施”频频出现在全国一些文保单位的公众号和官网上。古建筑或者文保单位停止对外开放的原因有很多，但综合来看，采取限流措施或者暂停开放，往往与巨大的游客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密不可分。云冈研究院发布的消息显示，2023年入夏，云冈石窟游客量日均达到2～3万人，致使洞窟内温湿度明显升高，二氧化碳含量较往年升高32.8%，PM2.5均值较往年升高20%，凝结水对洞窟安全形成的潜在威胁日益增大。因此，云冈石窟采取了石窟轮流开放的模式，即在客流高峰期间，对第5窟和第6窟实施隔天轮流开放的临时管控措施。对于游客而言，想要一睹两窟全貌，就需要连续两天来到云冈石窟游览。
实施这样做法的不止云冈石窟。随着游客越来越多，不少文物保护单位都采取了“限流”措施。“以前没有管理和保护措施的时候，经常会有游客在石窟上刻字。”在甘肃麦积山石窟工作30余年的董广强表示，“上世纪90年代，刻字行为可以说是‘防不胜防’。”目前麦积山石窟共有窟龛221个，要想进入塑像更加精美、更具有考古学价值的特窟，需要额外购买特窟门票，按照特窟的等级，分为每人每窟100元、160元和180元三个档位。而且，特窟门票限量发售，售完即止。
董广强说，这是限流的一种手段。在推行这一制度前，狭小的洞窟内经常挤满了游客，“一转身就能碰到精美的塑像”，安全隐患极大。那时候，麦积山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几乎都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，时刻担心着文物的安危。“此前我们并没有任何限流的措施，80年代，大家对特窟参观的意愿度不高，因此没有专门采取措施。90年代开始，麦积山石窟开始针对特窟收费，但价格比较低，大概维持了20年。大约五六年前开始，麦积山石窟的特窟开始按照每人每窟单独收费。”
“限流（特窟收费）措施施行后，我们与游客之间的信赖度有所提升。”董广强说。然而，这样的限流措施，的确保护了特窟内的壁画和雕塑，却让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无法现场参观，影响了整体的游览体验。
数字化，文物新“看”法
这些年来，我国文物保护的意识渐渐深入人心。过去“景区随便进、文物随便摸”的情况，已经大大减少。
但文物保护的进步，就意味着游客游览区域的限缩吗？文物保护，就是文物“藏起来”保护吗？
“文旅开发的性质是利用，利用就会存在消耗，存在对保护的威胁。”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薛岚说，“但两者的本质目标是一样的——为了人类文化的传递和传承，文物保护是为了长远留存，繁荣子孙后代的文化需求，文旅开发则是聚焦当下，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。”
薛岚认为，尽管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有着冲突的一面，但却有相同的目标。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两种需求之中找到平衡，既不过度保护，故步自封，又不过度利用，竭泽而渔。
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任研究员朱展云也认为，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并不是矛盾的关系。
“文物保护是文旅开发的基石，科学合理地利用，能够将历史、艺术、旅游价值有机结合，实现文旅和文保的深度融合。”朱展云说。
我国新版文物保护法规定，“旅游发展，必须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，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与安全管理规定，防止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商业化。”
图源：视觉中国
但是其他的利用方式，比如解说、保护性展示、数字化传播、文创产品等，都是更好、更科学的利用方式。新版文物保护法也提到，国家鼓励开展文物利用研究，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，坚持社会效益优先，有效利用文物资源，提供多样化、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服务。
平衡“利用与保护矛盾”，薛岚举了莫高窟的例子。
近年来，莫高窟通过在游客体验中加入数字电影的环节，不仅大幅缓解了游客增长带来的文物保护压力，也加深了游客对文物的认识和理解，增强了游览体验。
“数字藏经洞”综合运用高清数字照扫、游戏引擎的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、云游戏等游戏技术，生动复现藏经洞及其百年前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，数字资产规模超过50G，画面精度达到4K影视级画质。图源：数字敦煌官网让那些不再对外开放的文物、景区，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创建“赛博分身”，让游客通过一块屏幕、一部手机甚至一台VR设备就可以一观其貌，似乎是解决当下文旅困境的解法之一。
不止是莫高窟，从国家到地方，许多景区和文保单位近些年都在推广古建筑和文物的数字化探索。
点击屏幕，瞬间位移，秒穿“良渚”，又或者是探索地图，领取专属任务，近距离接触文物……2023年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（以下简称“央博”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“何以文明”全球巡展，现场观众通过互动大屏，进入数字化创新技术呈现出来的“良渚”文明遗址，同款大展同样开放给全球网友，通过央博App即可一键体验，通过数字化还原的气候、地形、植被、建筑、人物等场景，身临其境地感受穿越时空的文明魅力。
除了“央博”这样的国家级项目，全国也有不少景区在尝试。
2023年5月，总投资700 多万元的“大佛寺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”正式启动，利用三维激光扫描、数字摄影测量等技术，张掖大佛寺的建筑、壁画、彩塑等重要文物，即将迎来“孪生数字版”。
这不仅是现有景观的复现，同时，还在数字化的过程中，赋予文物以“生命”。
“能想象到自己身处壁画中的感觉吗？”张掖大佛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康说，“佛像在你面前，身边的树木随风摇曳，壁画上的人物与你擦肩……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来实现，让游览更有沉浸感。”
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，此前曾因博物馆主体建筑结构超过设计寿命，存在安全隐患，进行闭馆改扩建工程，其展出的文物无法与公众见面。而通过文物数字化，利用三维扫描、虚拟现实等一系列工作，让博物馆内的文物“数字再生”，让观众把遗址“装进口袋”。
增强游览体验，深度保护文物，方便统计管理，方便文化传播交流……文物数字化，好处不少。
数字化似乎是文物保护和文旅游览冲突时的解决之道。但实操层面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。2023年，北京联合大学和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学者周锡震、程倩、周华、张子迎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，截至2022年7月，我国文物行业现行行业标准102项，国家标准37项，现行的文物数字化各类标准4项，北京、山西、河南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地方标准。但关于文物数字化的国家标准仅有1项，除了基础的标准分类与图示等标准之外，数字化技术的标准屈指可数。因此，目前我国的数字化尽管有不少成功案例，但是文物命名、采集精度、数据安全等都还没有标准和约束。
“版权归属，使用权限，数字化标准规范的完善，都是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立法，明确数字化文物管理的使用标准，建立完善的保护与开发框架。”朱展云说，“立法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数字化提供法治保障，还能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文物数字化生态系统，为未来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支撑。”“与敦煌相比，我们的数字化难度更高，投入更大。”董广强说，“比起平面的壁画，我们的塑像立体扫描和打印的成本更高。”高昂的投入，让一些推广数字化的单位依靠项目资金无法完成。而一些盲目上马数字化的工程，也往往因投入巨大而中途夭折。“资金也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。350平米左右的场馆数字化构建，耗资大约在800-1000万元。”王康说，“仅凭项目经费，无法支撑起整个项目的建设。因此，后期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招标，引入投资方共同建设。”一些三维打印技术的造价。图源：《石窟寺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》，发表于《遥感学报》而投资方的要求更加严格。王康知道，如果只是单纯地将文物数字扫描归档，将数字化浮于表面，是无法吸引投资，也无法支撑后续运营。因此，在数字化建设时，大佛寺向社会发放了调查问卷，了解公众最想了解的内容。“不对外开放的主殿二层区域，最大的卧佛是如何建造的，内部空间什么样，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关注最多的地方。”王康说，“这也为我们搭建了数字化重要的内容框架。”数字化的耗资不仅在“数字化”的技术应用中，还有美术设计、构建形式、场地搭建等“外围操作”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投入。“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，就是受限于场地，没有合适的展出空间。”董广强说，“未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博物馆或者更大的场地来展示数字化内容。”克服了技术和场地困难，也并不意味着数字化产品注定会成功。毕竟，没有人会希望数字化的未来是类似当下商业街一样“千篇一律”的同质化结局。“数字化不是复制藏品，而是全程贯彻产品思维。”王康说。“盲目跟风肯定不可取，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。要知道，数字化的设备、技术迭代非常快，后续如果更新跟不上，做出来的东西很快会被淘汰。”“博物馆本身是面向公众的，面向全年龄层的，但数字化的接受程度有着明显的年龄差异。做数字化，是不是意味着就把不愿意用电子产品的老年人拒之门外了？那些晕3D、身体不适的游客，是不是也无缘体验了？”一位从事VR技术的行业内部人士说，“技术应该是更好地服务人，而不是把一部分人隔绝出去。”这位专业人士认为，数字化是一种趋势，但是如何应对这种趋势，需要更冷静的判断、更全面的统筹和更现实的出发点。评论区说说看，你会选择线上参观博物馆或古建筑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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